第二辑 大渡河上三首歌
泸定县，因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而名扬天下，在县城边为纪念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建一纪念公园，园内有一“四歌亭”。亭内立一四面体石碑，碑的三面各刻有一首歌，连词带谱。这三首歌说出来都是赫赫有名。第一首是《歌唱二郎山》，第二首是《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第三首是《康定情歌》。三首歌都发祥在大渡河两边，大渡河不但因红军夺桥而有威武之名，亦因这三首歌而大有文名。四歌亭名“四歌”，实际只有“三歌”，还空一面碑虚席以待。当地负责人说，如果有谁还能写出可与这三首比肩的作品，我们就把它刻在那面空碑上。这三首歌中，《康定情歌》是民歌，其余两首都是音乐老前辈时乐濛作曲，回京后我即托人找到时乐濛老先生并登门拜访，受了一次音乐启蒙教育。
音乐不说具体事，只表现一种情绪———
《歌唱二郎山》原本唱的是大别山
当我在北三环外的一处部队干休所见到时乐濛时，老先生偶感小疾，坐着轮椅，还是坚持接待我这个奇怪的不速之客。外面的音乐世界好热闹，流行歌、摇滚乐，歌手前面唱，美女后面跳，歌星台上站，台下的观众就举手来回摇。而曾为一个时代写下许多名曲，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老人，却静静地坐在这个光线略显不足的旧房里，坐在这把轮椅上，有几分孤独，几分落寞。我们一起开始了对湮没往事的钩沉。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高万丈……羊肠小道那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这是一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流行的歌。但是我万没想到，一坐下来老人就说，其实这首歌原本是写大别山的，是从歌唱大别山移植过来的。原来的歌词是：“大呀大别山，红军到了家。大别山，从此就是人民的家。”1952年7月要搞第一届全军文艺会演。5月西南军区为筹备会演节目，将时乐濛从川东军区调到贺龙、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军区，任战斗文工团团长，抓创作。他发现独唱歌曲《千里跃进大别山》很受战士欢迎。二野是从大别山过来的，山东河南子弟多，由时乐濛作曲的这首歌本就用了河南梆子风格，每次到筑路工地演出都要连连谢幕。当时筑路部队正大战二郎山，歌手孙蘸白建议重新填词，就拿它进京参赛。于是由洛水填了现在的这个词。先是在筑路工地上演唱，进京调演又一炮打响，连谢幕四次下不了台，第二天就在北京传唱起来。贺龙高兴得不得了。很快又流行全国，家喻户晓。再后又带到朝鲜慰问志愿军，传遍朝鲜战场。朝鲜来华演出的文工团都唱这首歌。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一个文化代表团到英国演出，一位观众提出要听《歌唱二郎山》，演员大奇，一问才知道，这位英国老兵曾是朝鲜战场的战俘。他在俘虏营里学会了这首歌，而且终生难忘。
谈到这首歌由唱大别山改编为唱二郎山，时乐濛先生说，音乐不表现具体事物，只表现情绪，当工人在扛麻袋或拉纤时，就只“嘿呦，嘿呦”比有具体的词还丰富，还鼓劲。
现在二郎山隧道已经通车。过去遇有雪雨，七八天翻不过去的山，那天我们十几分钟就通过了。隧道口前立有一块红色岩石，石面上刻着这首《歌唱二郎山》。这是筑路大军的纪念碑，也是新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块丰碑。时乐濛先生还不知道这件事，我将此事告诉他时，他坐在轮椅里，脸上漾出幸福的笑容。
艺术创作主要靠多方面长时间的生活积累
《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作者没有去过大渡河
大约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听到过一首雄壮豪迈的歌《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开头的歌词至今还能记起。那天沿着大渡河驱车赶路，我忽然想起这首歌，就问地方上陪同的老郭，他一听就激动，我们就一同哼起了开头一段：“万里风雪盖高原哪，大渡河水浪滔天”。就是有了这个契机，老郭才说，县里有一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四歌亭。于是才又特意绕路去看了那个四歌亭。
《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刻在亭内四方碑的面东一侧，五线谱并词，魏风词，罗宗贤、时乐濛曲。这是一首气势很大的合唱领唱，近半个世纪在我脑海里一直大浪滔天，乐声如潮。这次读碑才发现歌词很简单，就四段：“万里风雪盖高原，大渡河水浪滔天，进军的道路被它挡；当年红军爬铁索，大渡河上英雄多，坚决战胜大渡河；你看那汽车千百辆，一辆一辆排成行……藏胞支援了牛皮船；同志们，加油干，快把物资往上搬。”这词反映了那个时代简明朴素的文风，也证实了时乐濛先生说的音乐主要是一种情绪，而不在具体内容。
访问中我极想知道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不想时老先生又言出惊人：“我到现在也没有去过大渡河。”时老说，当时接到参加调演的任务后我们考虑到在舞蹈方面还有几个能拿出手的，如《军民打青稞》、《筑路舞》等，音乐方面却没有有分量的节目，当时全国就两件大事，一是抗美援朝，一是解放西藏。大渡河成了进军西藏的大障碍，筑路任务十分突出。当年红军过大渡河是和阶级敌人斗，现在是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于是决定写一个七分钟的合唱，这在当时已是大型节目。再下去体验生活已来不及，只剩一个月了，就从生活积累中汲取。时老说，周总理说过嘛，文艺创作是长期积累偶尔为之。我没有到过大渡河，但我随军征战，到过黄河、长江、湘江等大江河，有生活。当时部队文艺生活很活跃，战士筑路中写了许多墙报、快板、枪杆诗，这是我们创作的又一主要来源。我们很快就写好，排好。这个节目全军会演得了二等奖。
在那次全军会演上，时乐濛一个人有三首曲子得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曲家。后来又创作了大合唱《三套黄牛一套马》，一百二十人的合唱团，一直唱到“文革”开始。
一团凄美的谜———
《康定情歌》的作者是谁？
泸定四歌亭里的三首歌，前两首词曲作者都明明白白刻在碑上，唯《康定情歌》没有作者。现在我们都说它是一首民歌，但记谱、整理者又是谁？应该有一个人，就像王洛宾整理新疆民歌那样。
我提出这个问题，老郭更来了精神。老郭是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在报社工作过，遍采当地风土掌故。他说，这首名曲的收集者叫吴文季。
吴文季是福建泉州惠安人。抗战时期在重庆上学，学音乐，当时国民党在甘孜有一支准备出征缅甸的部队，他被调来任文化教员，主要是教歌。康定地处通往西南的咽喉地带，内地物资经此流往西藏、印度，日军侵华期间曾是仅次于上海、天津的第三口岸，藏汉文化交流多，音乐积淀多。吴文季在军旅中事情不多，就常到寨子里，到集市上，到骡马会上收集民歌。《康定情歌》就是这样收集到的。歌中唱的跑马山，我原以为是如兴安岭、祁连山一样连绵的大山，原来就是康定城里的一个小山包，站在街上就能望见山顶，当年藏汉民在山头斜坡上跑马取乐。可以想见那时货物满街，骡马满山，藏汉杂处，山歌互答的情景。吴文季在康定的短暂服役结束后，回重庆，抗战胜利后又回南京继续学音乐。1947年南京音乐学院举办师生联欢会，他将这首歌拿出来，请江定仙老师配器，首次由武正谦老师演唱。1948年，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将这首歌带到巴黎，《康定情歌》开始走向世界。不幸的是吴文季以后的生活道路十分坎坷。解放后他调到总政文工团，任男高音领唱，曾领唱过《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听到这个说法我很兴奋，大渡河的三首歌相互间真的有扯不断的缘分，前两首和时乐濛有关，后两首又和吴文季有关，三首歌梗相连，枝相缠。
但是好景不长，解放后肃反，吴文季因为在国民党部队的那一段历史问题被取消了领唱资格，后来又被下放到家乡泉州的文工团。“文化大革命”中吴文季背着历史问题又遭批斗，他一直是孤身一人，最后玻豪在惠安的一个破庙里。“文革”结束后，上面决定为他平反，但遍查档案，却没有一份正式处分决定。泉州文化局为他重新修墓立碑，碑上刻着“他终生为自由而歌唱。”老郭说他还专门代表康定父老到墓上献过一束花。我听后想到另一句碑文也许更合适：“他终生为爱情而歌唱，却没有得到过爱。”
采访过这三首歌的故事，我总想看四歌亭里还空着的那一面无歌的碑，我希望能出现一首新歌，最好还能与这三首歌脉相通，枝相连。就像芭蕾舞《天鹅湖》里那著名的四小天鹅舞有一种连环叠加的美。但我又想，就这样空着也许更好，生活和艺术完美是永远也追寻不到的，但我们又永远地追寻着。
音乐不说具体事，只表现一种情绪———
《歌唱二郎山》原本唱的是大别山
当我在北三环外的一处部队干休所见到时乐濛时，老先生偶感小疾，坐着轮椅，还是坚持接待我这个奇怪的不速之客。外面的音乐世界好热闹，流行歌、摇滚乐，歌手前面唱，美女后面跳，歌星台上站，台下的观众就举手来回摇。而曾为一个时代写下许多名曲，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老人，却静静地坐在这个光线略显不足的旧房里，坐在这把轮椅上，有几分孤独，几分落寞。我们一起开始了对湮没往事的钩沉。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高万丈……羊肠小道那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这是一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流行的歌。但是我万没想到，一坐下来老人就说，其实这首歌原本是写大别山的，是从歌唱大别山移植过来的。原来的歌词是：“大呀大别山，红军到了家。大别山，从此就是人民的家。”1952年7月要搞第一届全军文艺会演。5月西南军区为筹备会演节目，将时乐濛从川东军区调到贺龙、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军区，任战斗文工团团长，抓创作。他发现独唱歌曲《千里跃进大别山》很受战士欢迎。二野是从大别山过来的，山东河南子弟多，由时乐濛作曲的这首歌本就用了河南梆子风格，每次到筑路工地演出都要连连谢幕。当时筑路部队正大战二郎山，歌手孙蘸白建议重新填词，就拿它进京参赛。于是由洛水填了现在的这个词。先是在筑路工地上演唱，进京调演又一炮打响，连谢幕四次下不了台，第二天就在北京传唱起来。贺龙高兴得不得了。很快又流行全国，家喻户晓。再后又带到朝鲜慰问志愿军，传遍朝鲜战场。朝鲜来华演出的文工团都唱这首歌。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一个文化代表团到英国演出，一位观众提出要听《歌唱二郎山》，演员大奇，一问才知道，这位英国老兵曾是朝鲜战场的战俘。他在俘虏营里学会了这首歌，而且终生难忘。
谈到这首歌由唱大别山改编为唱二郎山，时乐濛先生说，音乐不表现具体事物，只表现情绪，当工人在扛麻袋或拉纤时，就只“嘿呦，嘿呦”比有具体的词还丰富，还鼓劲。
现在二郎山隧道已经通车。过去遇有雪雨，七八天翻不过去的山，那天我们十几分钟就通过了。隧道口前立有一块红色岩石，石面上刻着这首《歌唱二郎山》。这是筑路大军的纪念碑，也是新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块丰碑。时乐濛先生还不知道这件事，我将此事告诉他时，他坐在轮椅里，脸上漾出幸福的笑容。
艺术创作主要靠多方面长时间的生活积累
《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作者没有去过大渡河
大约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听到过一首雄壮豪迈的歌《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开头的歌词至今还能记起。那天沿着大渡河驱车赶路，我忽然想起这首歌，就问地方上陪同的老郭，他一听就激动，我们就一同哼起了开头一段：“万里风雪盖高原哪，大渡河水浪滔天”。就是有了这个契机，老郭才说，县里有一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四歌亭。于是才又特意绕路去看了那个四歌亭。
《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刻在亭内四方碑的面东一侧，五线谱并词，魏风词，罗宗贤、时乐濛曲。这是一首气势很大的合唱领唱，近半个世纪在我脑海里一直大浪滔天，乐声如潮。这次读碑才发现歌词很简单，就四段：“万里风雪盖高原，大渡河水浪滔天，进军的道路被它挡；当年红军爬铁索，大渡河上英雄多，坚决战胜大渡河；你看那汽车千百辆，一辆一辆排成行……藏胞支援了牛皮船；同志们，加油干，快把物资往上搬。”这词反映了那个时代简明朴素的文风，也证实了时乐濛先生说的音乐主要是一种情绪，而不在具体内容。
访问中我极想知道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不想时老先生又言出惊人：“我到现在也没有去过大渡河。”时老说，当时接到参加调演的任务后我们考虑到在舞蹈方面还有几个能拿出手的，如《军民打青稞》、《筑路舞》等，音乐方面却没有有分量的节目，当时全国就两件大事，一是抗美援朝，一是解放西藏。大渡河成了进军西藏的大障碍，筑路任务十分突出。当年红军过大渡河是和阶级敌人斗，现在是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于是决定写一个七分钟的合唱，这在当时已是大型节目。再下去体验生活已来不及，只剩一个月了，就从生活积累中汲取。时老说，周总理说过嘛，文艺创作是长期积累偶尔为之。我没有到过大渡河，但我随军征战，到过黄河、长江、湘江等大江河，有生活。当时部队文艺生活很活跃，战士筑路中写了许多墙报、快板、枪杆诗，这是我们创作的又一主要来源。我们很快就写好，排好。这个节目全军会演得了二等奖。
在那次全军会演上，时乐濛一个人有三首曲子得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曲家。后来又创作了大合唱《三套黄牛一套马》，一百二十人的合唱团，一直唱到“文革”开始。
一团凄美的谜———
《康定情歌》的作者是谁？
泸定四歌亭里的三首歌，前两首词曲作者都明明白白刻在碑上，唯《康定情歌》没有作者。现在我们都说它是一首民歌，但记谱、整理者又是谁？应该有一个人，就像王洛宾整理新疆民歌那样。
我提出这个问题，老郭更来了精神。老郭是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在报社工作过，遍采当地风土掌故。他说，这首名曲的收集者叫吴文季。
吴文季是福建泉州惠安人。抗战时期在重庆上学，学音乐，当时国民党在甘孜有一支准备出征缅甸的部队，他被调来任文化教员，主要是教歌。康定地处通往西南的咽喉地带，内地物资经此流往西藏、印度，日军侵华期间曾是仅次于上海、天津的第三口岸，藏汉文化交流多，音乐积淀多。吴文季在军旅中事情不多，就常到寨子里，到集市上，到骡马会上收集民歌。《康定情歌》就是这样收集到的。歌中唱的跑马山，我原以为是如兴安岭、祁连山一样连绵的大山，原来就是康定城里的一个小山包，站在街上就能望见山顶，当年藏汉民在山头斜坡上跑马取乐。可以想见那时货物满街，骡马满山，藏汉杂处，山歌互答的情景。吴文季在康定的短暂服役结束后，回重庆，抗战胜利后又回南京继续学音乐。1947年南京音乐学院举办师生联欢会，他将这首歌拿出来，请江定仙老师配器，首次由武正谦老师演唱。1948年，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将这首歌带到巴黎，《康定情歌》开始走向世界。不幸的是吴文季以后的生活道路十分坎坷。解放后他调到总政文工团，任男高音领唱，曾领唱过《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听到这个说法我很兴奋，大渡河的三首歌相互间真的有扯不断的缘分，前两首和时乐濛有关，后两首又和吴文季有关，三首歌梗相连，枝相缠。
但是好景不长，解放后肃反，吴文季因为在国民党部队的那一段历史问题被取消了领唱资格，后来又被下放到家乡泉州的文工团。“文化大革命”中吴文季背着历史问题又遭批斗，他一直是孤身一人，最后玻豪在惠安的一个破庙里。“文革”结束后，上面决定为他平反，但遍查档案，却没有一份正式处分决定。泉州文化局为他重新修墓立碑，碑上刻着“他终生为自由而歌唱。”老郭说他还专门代表康定父老到墓上献过一束花。我听后想到另一句碑文也许更合适：“他终生为爱情而歌唱，却没有得到过爱。”
采访过这三首歌的故事，我总想看四歌亭里还空着的那一面无歌的碑，我希望能出现一首新歌，最好还能与这三首歌脉相通，枝相连。就像芭蕾舞《天鹅湖》里那著名的四小天鹅舞有一种连环叠加的美。但我又想，就这样空着也许更好，生活和艺术完美是永远也追寻不到的，但我们又永远地追寻着。